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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首广西的抗日游击战争

    发布时间:2015-7-1 16:15:24    来源:《党领导的广西抗日游击战争》

    抗战之初,我加入中国共产党以后,在桂林做抗日救亡工作。日军第一次入侵广西,我和一批党员同志,响应党中央关于“每个党员都要时刻准备武装上前线”的号召,遵照中共广西省工委的统一部署,跟随广西学生军奔赴桂南战场,上了作战主阵地昆仑关。日军第二次入侵广西,我奉中共广西省工委书记钱兴之命,率领一批党员骨干,深入敌后,在沦陷的省会桂林附近和漓江两岸,依靠和发动群众,组织人民抗日武装,创建桂东北抗日游击根据地,开展敌后抗日游击战争。回首当年,与日本侵略军在敌后殊死作战的光辉历程,刻骨铭心,思绪难平。

造成对桂系合作抗日局面

    1938年10月广州、武汉沦陷,全国震惊,广西危急。11月,中共中央南方局的派出机关八路军桂林办事处成立。中国文化界著名人物和抗敌救亡队伍云集桂林。周恩来三进桂林城,推动桂系地方实力派,动员一切力量,团结抗日。叶剑英到桂林纵论时局,指点江山,鼓舞军心民心。在南方局和八路军桂林办事处的直接推动下,我党对桂系的军事统战取得很大成功。国共合作、共同抗日的局面在广西形成。这是当时革命大局,是后来广西发展抗日游击战争的重要前提条件。

    新局面的出现,令人欢欣鼓舞。中共广西地下党组织以极大的热情,领导和组织广西各族人民,不知疲倦地掀起抗日救亡热潮。广大青年踊跃应征,10万大军开赴抗日前线。各界的各种抗敌后援组织,纷纷成立。由桂系当局组建、得到共产党支持参加、并且在实际工作中由共产党起骨干领导作用的广西学生军和战工团,以及有“南方抗大”美称的广西地干校(即广西地方建设干部学校),在伟大的抗日热潮中建立,又在战火硝烟中和各界爱国力量一道,推动桂系,坚持抗日和维护合作的大局。

奔赴桂南战场

    由越南海防转运,从广西凭祥进关,是抗战初期中国西南的一条国际运输补给线。日本侵略军为切断中国这条补给线,迫使蒋介石政府崩溃和投降,于1939年11月入侵广西,侵占了以南宁为中心的桂南19个县市。

    日军入侵之初,广西学生军、战工团和地干校,纷纷奔赴桂南战场,发动群众,支持和参加昆仑关会战。

    昆仑关第一期作战时,中国军队付出了1.4万人的伤亡代价才收复昆仑关,并击毙日军少将中村正雄以下4000多人,取得了可歌可泣的重大胜利。第二期作战时,日军重新集结,再次进犯昆仑关,战事急速恶化,中国军队一片混乱,被迫惨败突围。我学生军也跟着从昆仑关突围下来,同样陷于一片混乱。

    日军侵占桂南期间,原来有我们党工作基础的一些县份,以及学生军、战工团、地干校活动到的一些地方,在共产党员的带领下,在敌人后方,全民动员,打击敌人,波澜壮阔,激动人心。

    广西的左、右江地区,是红七军、红八军的故乡。红军主力北上长征以后,留守的红军游击队,在革命根据地坚持了艰苦卓绝的斗争。日军入侵,大敌当前,红军游击队根据党中央的指示精神,适时地转变了自己的斗争策略和方式。中共滇黔桂边委员会书记滕静夫和红军老干部岑日新、谭统南,把劳农会员集中起来,组建了一支抗日游击大队,在中越边境与日军作战,打击了敌人的嚣张气焰。

    1939年10月,中共桂西南党组织指派地下党员韦家骥等3人来到龙州,成立中共龙州支部。龙州党支部利用韦家骥他们在警察局任职的有利条件,组成了一支龙州青年战地服务工作队。这支队伍,深入乡村,动员群众,支前参战。他们既是宣传队,又是护送难民过境、打击汉奸和日伪军的战斗队,成了当地群众抵御外侮、维护一方平安的可靠力量。

    在邕宁、同正、隆安三县边境,活跃着一支有共产党员参加率领的30多人的抗日游击队。1940年9月17日晚,这支队伍在黄汉卿、莫逵率领下,潜入西乡塘大桥设伏,用机枪、步枪、手榴弹猛烈轰击,把过桥的日本骑兵打得陈尸桥上,有的连人带马掉入河中。这一仗,发生在南宁城边,在敌人的重兵脚下,影响很大,意义不同一般。

    邕宁县八尺区进步青年司马孙、周忠、周游和李杰,在中国共产党的教育影响下,依靠当地群众,组织了一支180多人的抗日游击队。这支队伍,同前来进犯蒋村、四美、新丁、乌兰4个村的日伪军作战8次,毙伤敌人60多名,成为全省闻名的抗日模范村。

    1940年1月中旬,以共产党员为骨干的广西学生军男女战士30多人,在女生队区队长陆瑜若的率领下,配合灵山、钦州两县军民,协同国民党桂系46军175师524团,在灵山、钦州交界的四合坳,痛击来犯的日军近卫旅团。这一仗,毙敌200多人,伤敌800人以上,戳穿了日本侵略军不可战胜的神话,奏响了一曲国共合作、共同歼敌的团结赞歌。

    广西抗日战场的复杂形势迫使人们去苦苦思索一些令人焦虑的问题。国民党当局拥有大量军火却为何不抗日打游击?他们既害怕敌人,又害怕动员群众,怎么打得起来呢!在我们共产党方面,想打敌人,却为何也不能广泛的打起来呢?这里面有各种原因。抗日初期,桂系对我们党上拉下打,对上表现“开明”,对下打击破坏。他们杀害我那马和田东两个中心县委8个负责人,并以谈判抗日为名,肢解吃掉我右江红军游击队两个团1600人枪,这样就使我农村党的力量和党内军事人才受到严重削弱。加上南方局当时十分重视同桂系合作抗日的革命大局,为了使桂系安心,利于抗日,一度撤销了中共广西省工委的统一领导,解散了党在学生军中的秘密支部,停止在学生军中发展党员。我们缺乏党的统一领导和集体战斗力,势单力薄,实在无法更好的抓住昆仑关会战的时机。更何况我广西地下党在抗战初期,党的力量多半集中在城市上面,到农村扎根的还不多,这样我们就不可能以农民为主体,组织起大规模的抗日游击战争。

    即使如此,以共产党员为骨干的学生军、战工团、地干校和军民合作站,配合地方爱国人士,仍然在桂南战场和敌人后方发动群众,打击仇货走私,捉拿汉奸敌探,坚壁清野、破路断桥,对日本侵略者进行了不屈不挠的斗争。

    缉拿汉奸这一项斗争,当时就做得非常出色。1.3万人口的心圩,离南宁7公里。侵华日军驱赶南宁市民1.7万人到心圩,把心圩汉奸维持会升格为维持总会。日伪洋洋自得,以为已经成功地搞起了一座所谓的广西“新省会”。我学生军4位同志,在共产党员的带领下,摸进日伪严密警戒的心圩,拿捕和处决了广西两个最大的汉奸。中国人扬眉吐气,敌伪受到震慑,使他们再也找不出一个头面人物,敢于出来拼凑广西汉奸维持总会了。

    破路断桥,当年也进行得很有成效。为了把敌人困死饿死,我桂南战场各县人民,响应中国共产党的号召,在邕钦、邕龙、邕宾、邕武4条公路线上,展开了一场大规模的破路斗争。那时候,百万民工出动,冒着黑夜,顶着凛冽的寒风,挥舞镐锄,把坚硬如石的公路,一节一节地挖断,把关键部位的桥梁一座一座地捣毁,使敌人的进出交通陷于瘫痪。

    在抵御日军第一次入侵广西期间,我们虽然未能及时发展和巩固党的武装队伍,但我们党利用支持、配合、参与昆仑关会战的时机,实行培养锻炼军事骨干,拓宽群众基础,收到了明显效果,这就为后来发展党的武装,抵御日军第二次入侵广西,做好了必要的组织准备。

创立两块游击根据地

    1944年,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在望,日本侵略军在远东和太平洋战场困难重重。当年夏季,侵华日军发动豫湘桂战役,企图打通从朝鲜经我国到印度支那的大陆交通线,进行垂死挣扎。

    6月到8月,日军侵占长沙、衡阳,广西危在旦夕。9月11日,日军侵占黄沙河,开始第二次入侵广西。日军从湖南和广东以及越南,分4路向广西进攻。9月21日占梧州,11月11日侵柳州、桂林,11月24日夺南宁。在敌骑纵横广西大地的严重时刻,阚维雍、吕旃蒙、陈济桓3位国民党爱国将领率军守桂林,为国捐躯,受到了国人的敬仰。而蒋介石和国民党的一批高级将领,却各怀鬼胎,保存实力,作壁上观,甚至竞相逃跑。于是,广西洞开大门,100个县市中的75个,轻易陷入敌手!

    日军第一次入侵广西,制造了骇人听闻的血泪沟、血泪坡和血泪村。第二次入侵,日军在更大的范围内,对广西人民实行灭绝人性的烧光、杀光、抢光政策。日军抢夺我城乡大量粮食、耕牛和各种财物。单是粮食一项,抢走的就多达87万吨。耕牛也夺去48万头。日军烧毁桂林、柳州、梧州3座城市,烧光我乡镇房屋不下31万多间。我手无寸铁的平民被日军屠杀21万多人,受伤43万多人,失踪5万多人,因战祸染病死亡的28万多人。日军恣意奸淫我姐妹同胞,兽行累累,更是令人发指。

    是可忍,孰不可忍!我广西1400万各族人民,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和组织下,终于挺身而出,奋起抵抗,发展敌后抗日游击战争。历史掀开了新的一页。

    1944年7月,原中共中央南方局桂林统战工作委员会书记李亚群,向中共广西省工委传达了南方局的指示。南方局指出,日军企图打通大陆交通线,国民党当局为保存实力,会不战而逃,广西将沦为敌后。因此,党内同志能上山打游击的就上山打游击。要放手发动群众,大力宣传抗日保家乡,组织抗日武装,建立抗日游击根据地。南方局的指示来得太重要太及时了。省工委书记钱兴同志考虑了一个贯彻执行的意见。他提出“一切为了建立抗日武装,为了发展抗日游击战争”的口号,要求各地党组织揭露国民党不战而逃的行为,动员广大群众武装抗日保家乡。要准备干部、枪弹到敌后打游击,建立抗日游击根据地。最高要求是集中力量创立桂东北和桂东南两块抗日游击根据地。钱兴还提出,应当做好统一战线工作,争取地方父老和开明士绅的支持,应当派党员参加桂系当局组织的各种抗日自卫武装,从中争取领导权。

    钱兴很快就从桂东地区的钟山县英家乡省工委机关,动身去来宾县的大湾,与省工委代理副书记黄彰碰头,研究贯彻南方局的指示问题。省工委正式作出开展敌后抗日游击战争的《八月决定》。《决定》的基本内容就是钱兴原先考虑的那些意见。钱兴动身去大湾之前,在英家乡白沙井,把这些意见先跟我讲了,要我立刻行动,抓紧向桂东十几个县布置下去。我当时是省工委桂东特派员,就近在钱兴身边。

    南方局的指示和省工委的决定,受到全省党组织的热烈拥护。1942年7月和1943年1月,广西发生反共事变,在反共顽固派的残酷迫害下,广西地下党的同志,被迫从城市撤退,大批转入农村。两年多来,我们按照党中央规定的“荫蔽精干,长期埋伏,积蓄力量,以待时机”的方针,耐心地在农民中进行埋伏,积蓄力量。现在,等待很久了的这个武装起义的时机,终于到来了。同志们在抵御日军第一次入侵时期所受到的军事培养锻炼,可以用在一朝了。“打开玉笼飞彩凤,挣脱金锁走蛟龙”,我们可以放开手脚,独立自主地领导人民在敌后大干一场,狠狠地打击日本侵略军,这怎能不令人特别高兴呢!

    桂东南游击区是省工委要求创立的抗日游击根据地之一。1944年10月,省工委代理副书记黄彰在贵县木格乡召开会议,研究如何完成这项光荣任务的问题。会议决定在陆川、博白、贵县和兴业4个县举行抗日武装起义,组建抗日自卫军,并成立桂东南抗日游击区办事处,黄彰、吴家宜分别担任正副主任,公开领导游击区的工作和斗争。

    桂东南抗日武装起义声势浩大,抗日自卫军集结了2000多人。这支党领导的人民抗日武装,一经出现在郁江两岸,就主动地寻机向日军出击。1944年12月,日军数百人分别乘15艘木船,从梧州上驶,经贵县往南宁。得到这个情报,贵县的同志大为兴奋,新组建的抗日自卫军正好可以初试锋芒。于是,中共贵县香江支部书记谭镇邦和贵县县委委员赖志廉、甘松洲,立即率领大江乡抗日自卫军150人,赶到思怀河口,进行伏击。战斗打响以后,沿江群众拿出抬枪火炮,前来参战,猛轰敌船。这一仗,打得敌船互相碰撞,乱作一团。结果,俘获敌船5艘,毙敌大队长渡部市藏以下80余人,生擒敌军曹横山小二郎等4人,缴获轻机枪3挺,步枪34支,以及大批子弹、手榴弹、地图和军装。畏敌如虎的国民党顽固派,对抗日自卫军所取得的这一重大胜利,不以为喜,反以为仇。反共老手、国民党桂南行署主任梁朝玑,置大敌当前于不顾,却迅速指挥和调集行署保安团、别动队,以及桂东南各县的反动武装,将枪口对准自己的同胞抗日自卫军,进行残酷镇压。我抗日自卫军被迫突围避难,损失200多人。起义主要领导人黄彰、吴家宜和一批重要领导骨干,惨遭杀害,壮烈牺牲。桂东南抗日游击根据地来不及创立成功,便被扼杀在襁褓之中。这就是抗战期间震惊南疆的千古奇冤,桂东南一页。

    创立桂东北抗日游击根据地,是当年省工委的又一个最高要求。选择桂东北来创建根据地,省工委书记钱兴是经过深思熟虑的:第一,这里已经沦为敌后,民族矛盾上升为主要矛盾,群众迫切要求抗击敌人,有高涨的抗日热情;第二,这里有一大批进步青年,在我们党的领导下,进行了广泛的抗日宣传活动,并且在阳朔兴坪与平乐北部组织了两支由我们党掌握的抗日基干武装;第三,与阳朔相邻的几个县,有我们党参加领导的一些抗日自卫队,必要时可以集结起来,组成统一的桂东北人民抗日游击武装;第四,这里地处都庞岭,地势险要,发展抗日游击战争,有回旋余地。于是,省工委决定,把我从桂东调到桂东北,担任中共桂东北特派员,同时任命萧雷为副特派员。省工委还从桂东抽调一批得力的党员干部,陆续来到阳朔兴坪,充实桂东北抗日游击斗争的骨干力量。

    我和萧雷于1945年1